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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璋*
摘 要：苏轼的《李太白碑阴记》是一篇对唐代诗人李白的认知与评价。透过此文，即可探析苏轼对李一生重要行实与出处行藏的客观剖析与中肯评论。进而寻索李白与苏轼“萧条异代不同时”的人生际遇。也折射了两位巴蜀历史文化名人的政治理念、人生襟抱、文学思想、文化价值，以及二人在文化史、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实为巴蜀文化中颇具意义的研究课题。
关键词：苏轼；碑阴记；李白；认知
李白与苏轼，同为四川之文化名人。一为川北之江油人氏；一为偏南的眉山着姓（乃初唐显宦苏味道之后裔）。若从时代着眼，李白乃盛唐文化之骄子；苏轼是宋代文坛之巨擘，李白（公元701—762年）生活的时代与苏轼(公元1037—1101年)相距三百多年，似无必要将二人进行并列研讨。本文拟就苏轼所著之《李太白碑阴记》切入，通过对此文的辨析解读，探讨苏轼对李白的认知与评骘，进而寻索两位萧条异代不同时的巴蜀历史文化名人的政治理念，文化价值，文学思想以及在文化史、文学史方面的地位与影响。是颇具意义的巴蜀文化课题，据此窥探苏轼对李白一生行实与政治才能，文学成就的见解。
一
苏轼《李太白碑阴记》是苏轼对李白吊念时所作的文章，全文不长，过录于兹，便于检索。
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之，不亦过乎？曰：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
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
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弘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跆籍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
太白之从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也。吾不可以不辨
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眉山苏轼撰
这篇碑阴记文字不长，不足四百字，内容却极为丰富，涉及李到白的出处行藏，为人行事，人生大节，才华气势诸方面，值得深入探究。李白的文学成就与社会声誉，是盛唐以降为世人所公认。他以布衣之身为开元之治的李隆基(玄宗)所礼遇，固然与吴筠及贺知章等人的称赏进誉有关，但其超迈群伦的文学成就是其所本，自身价值与人格魅力是毋庸置疑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就曾夸誉其“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所以，苏轼开篇即云“李太白，狂士也”的论断。这是基于对李白豪放浪漫的气质与诗文创作中前无人，后乏来者文学成就的肯定。唐人殷璠在《河岳英集》中说：“(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志不拘检，展衍开来，必然蔑视权贵，不拘礼仪，放纵恣肆，给人以“狂士”的印象。李白的崇拜者可以开列出一大堆来，与他兄弟相称，狂歌纵酒的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开篇即云：“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当年才华纵逸的四明狂客贺知章，在阅读李白的诗篇之后，为之动容，认为像李白这样人中凤凰，乃“谪仙人”也。
李白在《对酒忆贺监二首》序云：“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盛唐狂客贺知章自叹狂客都不足以概括李白之狂，只有“谪仙人”差可谓其貌。足见苏轼称李白为“狂士”是有充分根据的。所谓“狂士”、“狂客”，乃行为举止异于常人的豪逸之辈，又才华盖世，摆去约束的超人。也就是杜甫敬佩的“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的荣耀，是其“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的必然外化，“文章憎命达”的延伸，“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反拨，是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与存在价值的。尤其在封建社会更具有反抗流俗，蔑视礼法的积极意义。
苏轼如果说对李白之狂还未露褒贬的话，面对太白“失节于永王(李)璘”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李白入幕永王的行为是“失节”。而毕文简公则不这样看，并且肯定李白从军参加李璘的队伍是要辅李璘平叛，以中兴唐室。这是关系到如何评价李白晚节的大事，不可不辨。《新唐书•玄宗纪》载，天宝十五载，为了组织力量平定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七月甲子，次普安郡。宪部侍郎房管为文部尚书，同中书侍郎平章事。丁卯，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御史中丞裴冕，陇西郡司刘秩副之。江陵大都督永王璘为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节度使，盛王琦为广陵郡都督，江南东路淮南道节度使，丰王珙为武威郡都督，河西陇右安西北庭节度使……。”
这即表明，永王璘组织力量，经营长江流域，抗击叛军是皇帝的“制置”，合理合法，师出正当的行为。李白入幕永王璘也是出于平定安史乱军的光明正大之举，怎能以从逆论之？谓予不信，尚有《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所记为证：“丁卯，上皇制：‘以太子李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平卢节度使，南取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使，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以下内容与《新唐书》所载略同，不具录。
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在逃往成都的途中下达“制置”是天宝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而由于受通讯条件所限和道路阻隔，早在七月十二日太子李亨已即位登基于灵武，是为堂而皇之的帝王，将唐玄宗闲置于太上皇了。这就是《通鉴》注所云：“甲子，太子即位于灵武，丁卯，上皇下此制，盖道里相去辽远，蜀中未之知也。”这样，先前名正言顺的玄宗“制置”便失了合理性和存在价值，永王的行为与经营江左，聚集兵力财富的军事谋划便失去了合法性，被视图谋不轨之举。
据《新唐书•李璘传》载：“永王璘，少失母，肃宗自养视之。”也就是说，李璘年少失母，是肃宗李亨把他抚养成人的。但是，由于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最后永王璘被杀。李白当年入永王璘幕是实现其平定安史之乱的爱国之举，不料却落入李亨兄弟之间权力争夺漩涡，被判长流夜郎之罪。若以理性而客观的眼光来审视，超越正统观念，李亨违背父命，抢班称帝于前，李璘的叛逆于后，作为幕僚的李白真有些冤枉!因此，“失节于永王璘”情有可原。李亨称帝，玄宗的“制置”即被废止，其间是非曲折是应当辨析清楚的。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许李白，应当说其见解是超脱于李亨兄弟之间争斗的客观判断。李白《永王东巡歌》也道出了李璘依“制置”而出兵的合法性：“永王正月东出征，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莫不展示其出师行为的光明正大。
李白这组诗共十一首，表明了李白从永王璘的心曲和动机，是靖难勤王，拥戴朝纲。以王佐谢安自许的李白，期望静胡沙、平戎虏，最终要“西入长安到日边”班师还朝。以失节论之，不亦谬乎？李亨与李璘之间争斗的详情，作为幕僚的李白，未必详悉，这是应辨析清楚的。
碑阴记中所云“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料天下士”是极具眼光的。所谓大言而无实，就李白而言，当谓其诗文作品中夸张与浪漫，虽然未必适于用，却是文学艺术必不可少的手法及技巧。对此，作为文学家的苏极表赞同。不能以是否适于用来量裁其价值。唐代诗人李远曾“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销一局棋”诗句，差点误了前途。张固《闲鼓吹》云：“宣宗朝，令孤绹荐(李)远为杭州刺史。宣宗曰：‘我闻远有诗云“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销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对曰：‘诗人之言，不足有实也。’仍荐远廉察可任，乃俞之!果有政声。”
文学语言，岂可坐实。苏轼深谙此道。强调的是“士以气为主”。指出李白的为人行事迥异于流俗。权倾朝野的宦竖高力士，公卿大夫对之毕恭毕敬，而豪放逸纵的李白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这是何等气势？何等襟怀!苏轼设身处地为之着想，像李白这样具有充分自信的人，其主体意识异常强烈，岂可阿附权幸，又何能“从君于昏”？《酉阳杂俎》记载：“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皇帝)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
李白不以布衣而自卑，而以充实的自我而自负，以其浩然之气势与轩昂的气质展现于玄宗之前，令玄宗忘却万乘的身份，的确十分可贵。黑格尔说中国人生下来就是给皇帝拉车的，李白的独立人格与精神气质，更显得珍贵了。苏轼有感于此，将夏侯湛的赞语迻录来称尝李白，是其对太白的充分认同与肯定。
夏侯湛(公元243—291年)是三国魏国文人。《文心雕龙》云：“赞者，明也，助也。”是赞美、赞助之意，是补充或概括前文的言词。夏侯湛称赞和概括的东方生，是西汉时的名人。《史记•滑稽列传》谓其为“狂人”，称其“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汉武帝即位之初，广征天下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东方朔上书自荐。待诏公车，后为常侍郎，又为中大夫，给事中。后被弹劾不敬，免官。复为中郎。学识渊博而机敏诙谐、辩洽多智。他在《答客难》中抒发了其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指出人才的重要价值，“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强调：“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虎，不用则为鼠……”揭示了机遇对才智之士的重要意义。
东方朔侧身庙堂，出入于武帝周围，巧妙周旋，敏辩应对，体现了其“开济明豁，包含弘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的气度与行止。这里，略举一二，以见其余：
久之，朔给驺朱儒曰：“上以若曹无益于县官，耕田力作固及人，临众处官不能治民，从军击虏不任兵事，无益于国用，徒索衣食，今欲尽杀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过，叩头请罪。”
居有顷，闻上过，朱儒皆号泣顿首。上问：“何为？”对曰：“东方朔言上欲尽诛臣等。”上知朔多端，召问朔：“何恐朱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
《汉书•东方朔传》
从此改变了当初“奉禄薄，未得省见”的待遇，以其机敏巧辩获得武帝的亲近。同书中还有一则趣事引人关注：
久之，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晏不来，朔独拔剑割肉，谓其同宦曰：“伏日当蚤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也。”朔再拜曰：“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
这类例证颇多。东方朔不仅以调侃的方式引发武帝会心大笑，还获了实惠，其机敏谐趣如此。当然，他也利用其在宫廷中独特的身份，进一些有利于民生的谏言。当武帝于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宫名，在槐里)，南猎长杨，东游宜春……”之时，引起民怨(民皆呼号骂詈)，东方朔为之进言：“臣闻谦逊静悫，天表之应，应之以福，骄溢靡丽，天表之应，应之以异。今陛下累郎台，恐其不高也；弋猎之处，恐其不广也。如天下不为变，则三辅之地尽可以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为之变，上林虽小，臣以为大也。……”尽管没有起到阻止武帝崇宫室，广苑囿的作用，但为民生疾苦谏言是值得肯定的。
透过东方朔在汉庭的言论行为，不难理解苏轼对夏侯湛评价东方朔的首肯，因此，将夏侯湛赞言，移作苏轼对李白的认知与评价。即所谓“吾于太白亦云”。
苏轼对李白入幕永王璘幕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在碑阴记里指出“当由迫胁”，这倒未必。为此苏轼道出其理由是李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之必败也”。进而论道：“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关于李白与郭子仪的关系，《新唐书•李白传》载：“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是谓当年李白识郭子仪为微时，当其犯法之际，李白曾救助过子仪。因此，当李白入幕永王，永王兵败被杀，当朝拟以从逆治罪时，郭子仪以其解官为之救赎，以报当初李白救自己之恩。
近来，有人对李、郭二人的交往互救之事有新的见解，然而与《新唐书》说法相同的材料出现在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之中：“又尝有知鉴，客并州，识郭汾阳于行伍间，为免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乐史《李翰林别集序》里也有类似的记载。可见，苏轼的根据显然是有道理的。苏轼无法预知后人的新见解了。
苏轼称李白为狂士，其实并非轻贱贬损。所谓“狂士”是不循常轨，超迈流俗的知识精英。知识分子是任何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群体，无论是刚跨入文明社会的上古时代，抑或生产力和科技水平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知识阶层莫不承担巨大的社会责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社会角色。所谓“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传统称谓。
《说文解字》云：“士，事也。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段玉裁注讲得更明白：
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孔子曰：惟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
可见，士是通古今，辨然否的知识分子，其社会地位按照孟子的见解是：“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万章》)也就是说靠其知识文化可以在社会阶层中取得仅次于大夫的社会地位。而所谓“狂士”者，则是蔑视礼法和道德规范的狂狷之士。东方朔“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闻之曰：‘令朔在事无为是行者，苦等安能及之哉!’”(《史记•东方朔传》)尽管东方朔被诸郎称谓“狂人”，武帝认为宫中诸郎是远不及他的才干和能力的。观其在汉庭的作派，在武帝面前游刃有余的机敏论辩，敢于向武帝奢糜行猎，崇宫室，扩苑囿的谏言……诸郎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东方朔《答客难》中汪洋恣肆，口若悬河的论辩；援古证今，出入历代先贤圣哲之宏论，挥洒自如，雄浑通脱的精神气韵，又岂是浑浑噩噩如辕下驹之诸郎所可比拟者。《史记•索隐述赞》也称“伟哉方朔”是恰如其分的。
李白在诗中毫不掩饰地自称狂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足见苏轼目太白为“狂人”，并无贬意，正如李白称贺知章为“四明狂客”一样，似乎还隐含着爱怜之情，苏轼还在词中称“老夫聊发少年狂”可为证。
苏轼以特立独行的东方朔期许李白，则是融合敬意与推崇。李白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以东方朔自况：“岁星入汉年，方朔见明主。调笑当时人，中天谢云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东方为岁星事，见载《太平广记》卷六引《洞冥记》及《东方朔别传》：“朔未死时，谓同舍郎曰：‘天下人无能知朔，知悉者唯太王公尔。’朔卒后，武帝得此语，即召太王公问之曰：‘尔知东方朔否？’公对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颇善星历。’帝问：‘诸星具在否？’曰：‘诸星具，独不见岁星十八年，今复见尔。’帝仰天叹曰：‘东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岁星哉!’”是谓伟哉方朔乃天上岁星现身于汉庭!
李白屡次比之于东方朔，足见其对东方朔之尊崇。《玉壶吟》云：“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史记•本传》：“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座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称李白的“狂士”，比李白行实举止于东方朔，展示了作为诗人、文学家的苏轼对李白文学家精神气韵的深刻认知。东方朔、李白以及苏轼的共同之处是他们政治襟抱、文学才华、精神追求不被社会理解，因而其人生理想，自身价值未予充分展现、实施。可谓“萧条异代不同时”的仿徨与愤懑之典型，是封建时代“怀抱利器而无所适”的潦倒者，狂狷之士也。《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呼？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集解》云：“包(咸)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
应当注意的是，苏轼的境遇与东方朔、李白有所不同。他不仅是朝廷命官，皇帝左右器重赏识的人，还出任多处刺史，只是受佞臣谗谤而屡遭贬黜，遭文字狱迫害，政敌排斥，小人打击，被贬于当时蛮荒绝遥的海角天涯。因此，评论李白时，将正统观念置于极为重要的量裁标准，对李白从永王璘之事视为“失节”，无视肃宗未经玄宗决定而抢班称帝，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大抵是宋人重传统，轻创新，重正统，轻个性观念使然，发展到南宋，竟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倡导。
《鹤林玉露》云：“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朱文公曰：‘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诗人没头脑至于如此!”显然，也认为李白入李璘幕的行为是没头脑的愚昧之举。其中专门提及苏轼，“东坡云：古今诗人多矣，而惟称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饥寒流落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又曰：‘《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鹤林玉露》)赵次公也说：“李、杜号诗人之雄，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杜工部草堂记》)其浅陋若此!
本文并非全面探讨苏轼对李白诗文的评价，仅就《碑阴记》的研讨来审视苏轼对李白的认知。其实，苏轼非常喜爱李白诗文及为人。《渔隐丛话》载：“《东坡送人守嘉州》古诗，其中云：“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上两句全是李谪仙诗，故继之以‘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之句。此格本出于李谪仙，其诗云：“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还忆谢玄晖。’盖‘澄江浄如练’，即谢玄晖全句也。后人袭用此格，愈变愈工。”
苏东坡《书黄子思诗集后》，也表明他对李白的喜爱：“予尝论书，以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疲。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由论书法艺术的嬗变发展转而论诗，以书法家、诗人的双重身份独特的眼光和艺术敏感审视之，认为李、杜诗歌对传统诗歌的继承、汲取、发煌展衍，形成自己的风格特征和艺术特征，成为诗歌发展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苏轼的艺术眼光和审美趣味极为中肯。
苏轼的眼光和审美艺术趣尚，得到不少诗评家的认同，吕本中《江西宗派图序》谓：“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可谓不易之论。关于苏轼受李白的影响及对李白的详细论述，容另文论之。